诺贝尔经济学奖(002825)诺贝尔经济学奖作品全集
诺贝尔经济学奖(002825)诺贝尔经济学奖作品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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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1日，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揭晓，3位美国经济学家共同获得这一奖项。
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一半授予大卫·卡德（David Card），表彰他对“劳动经济学的实证”的贡献。
另一半授予约书亚·安格里斯特（Joshua D.Angrist）和吉多·伊本斯（Guido W.Imbens），表彰他们对“因果关系分析的方法论”贡献。
2021年诺贝尔奖的奖金为每个奖项1000万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730多万元）。
从左到右：三位经济学家分别出生于1956年、1960年、1963年，分别来自加州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
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有哪些特点？一图读懂：
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及其贡献：
截至2022年3月8日收盘，纳尔股份(002825)报收于16.65元，下跌10.0%，跌停，换手率9.69%，成交量11.01万手，成交额1.9亿元。
资金流向数据方面，当日主力资金净流出1415.81万元，游资资金净流出687.44万元，散户资金净流入3068.34万元。近5日资金流向一览
该股主要指标及行业内排名
该股最近90天内共有1家机构给出评级，买入评级1家。
注：主力资金为特大单成交，游资为大单成交，散户为中小单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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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荐书
书名：《价格的发现》
简介：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认为，价格本身可以引导资源的有效率配置。然而，本书认为，尽管价格在引导资源配置上具有重要作用，但现实经济的复杂性，使得仅靠价格无法实现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因此，需要有一个设计好的拍卖过程，也即所谓的市场设计，将价格整合进来。 本书将拍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经济学家解决日益复杂的资源配置问题提供了重要新的新视角和新工具。
正文
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一个新学科的好时代，当时这个学科以“市场设计”之名迅速蜚声天下。那个时期见证了第*互联网浏览器的引入，它为消费者提供了进入万维网并稍后迅速进入天量网商的便捷通道。类似易趣的网上拍卖行、亚马逊那样的网上商店和集市、谷歌运营的即时广告拍卖商都应运而生，而自动化则要求这些市场的运行必须遵循正式的规则。这些公司和其他机构雇用了经济学家——在人们看来，他们清楚市场实际上是如何运行的——以帮助正在设计必要规则的工程师和程序员。
并非只有网上公司才在为如何组织其市场寻求建议。在同一时期，还出现了对全国住院医师匹配计划（National Resident Matching Program，以下简称NRMP）的重新设计。在美国，该计划旨在推动市场实现新毕业医生与医院各种实习项目的对接。传统的匹配算法已完好运行了40年，现在它开始对每家医院提出要求，对可能进入其实习项目的医生做出排序，同时要求每个医生就医院做出排序。在通常的数学模型中，偏好都是医生和医院知道的真实情况。根据这一模型，在医生和医院间匹配的NRMP系统鼓励诚实地报告偏好，并导致了“稳定的”配对。也就是说，医生和医院双方都不愿意放弃由该匹配系统推荐的安排而彼此另做一次新交易。但在现实中，这个匹配计划不能做到准确配对。它的一个疏漏到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显露。发生变化的是各类医学院校里的女生人数。将要毕业的医生中与其他医生结婚的人不断增多，这些夫妇都坚持要得到能相互照应的安排，而老系统的设计无法适应这一点。经济学家发现自己深深地陷入新的研究，即发明一种新的替代系统，它具备与老系统相似的理论特性，同时，除了能满足医院和单身医生的需要外，还要能满足医生夫妇的需要。
同一时期，美国在利用无线电频谱提供寻呼机和移动电话这类服务的产业中，*引入了许可权拍卖。同样，这些拍卖在设计上得到了学院经济学家的帮助和指导。有数以千计的频谱得到配置，每项许可权都标明其覆盖的地理区域和占用频道。没有任何两项许可权是完全相同的，但有些买家视某些许可权为经济互替品，其大意是，如果这个买家知道他能更便宜地购得另一项许可权，就不会急切地购买眼前这项许可权。而有的买家则视某些许可权为经济互补品，其意思是，这个购买者愿意为同时购得两项许可权支付加价。当不存在互补品时，向各公司高效分派许可权面临的经济学问题与向医院分派单身医生面临的问题相似，但存在互补品的可能性使问题变得大为复杂。实际上，如果两个职位在同一家医院或者邻近的医院，一对已婚医生夫妇通常愿意支付加价（通过接受较差的安排）。在医生匹配和许可权拍卖中，互补品的存在都是使得对市场的再设计极富挑战性的因素。
尽管见证了所有这些实践活动，但仍有一些受教于传统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家对市场设计这个领域充满疑问。许多人问，市场为什么还要设计？为什么不受管制的市场参与者不能照看好自己？按照一个仍受众多经济学家信奉的观念，如果资源配置是无效率的，且如果各当事方能够在没有任何人为强加约束的情况下彼此自由协商，他们就会有足够的动力在没有任何外界帮助的情况下减少并最终排除任何重大的无效率。按照这一观点，无须任何有组织的市场推进有效率的交易。
这是对无规制市场力量持有的强烈信念，它被“烘焙”成了种种公式化模型，而经济学家习惯于用这些模型理解世界。经济学中的正式论断经常以数学语言呈现为各种定理，这些定理都依托于某个特殊数学模型的种种假设。对于经济学来说，公式化是重要的。因为它能使读者和其他人鉴别支撑任何明确结论的精确假设，查证这些假设是否真的蕴含这一结论，并检验对这些假设的背离会如何改变该结论。在前述的传统观念中，与此有关的论点被称作“科斯定理”，它因其提出者、英裔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而得名。这一定理成立的前提是卷入任何市场交易的当事方符合四项假设：他们拥有安全和可让渡的产权；他们能够自由、有效地讨价还价；他们能无成本或不受任何管制地与人互动；每当与人交易能互惠互利时他们都愿意交易。从科斯的观点看，最重要的是，结果的效率不依赖于谁拥有初始产权。因为，所有权是讨价还价的一部分，如果必要，它是可以被改变的。
科斯明白，这个模型并非完全适用于任何实际情境，而法律缺失的情形在实践中可能很重要。在确保产权安全、使产权可让渡、进行有效的讨价还价、制定和强制执行契约，以及实施交易上，会有很多障碍，它们常常成为拦路虎。在两人间的直接讨价还价中，科斯定理描述的这个结论或许足具现实性。但是，当需要多个当事方为实现重大收益而达成协议时，交涉就特别困难，而这一定理的结论因此也就最不可能说明该情况下的真实结果。尽管有这些限定条件，沿“科斯式”思路所做的推论还是支撑了众多经济学家中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即对市场的规制应当是*限度的，通常情况下*是让市场参与者自行照看自己的事务，无须让他们受制于规制者（当然也可能是学院经济学家）弄出来的种种“设计”。
远在科斯之前，就有一个更古老的、被称为古典经济学理论的流派，它强调各种市场如何能自行运转，貌似无须明确的设计。18世纪的人们担心，随着封建主义的衰落，没有任何人控制生产，会导致经济混乱。而当时的苏格兰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引人瞩目地描绘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如何证伪了其同代人的这种担忧。他给出的理由是，如果有什么物品供给不足，该物品的价格就会上升以促进增产并鼓励减少使用；与此类似，过剩会引发生产者减产，如同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
而一种更为现代的解说突出了使多种斯密论断得以成立的种种假设前提。肯尼斯·阿罗和吉拉德·德布鲁（Gerard Debreu）用公式极好地构建了一个模型，该模型证明了价格能引导经济体实现有效率结果的论断，还包括被称为完全竞争的假设。在一个市场中，每当有一个交易当事方索求的条件显著优于通行条件时，都会有别的供给者或客户愿意取代该当事方并按通行条件参与同样的交易，该市场就是竞争性的。在完全竞争的经济体中，每一个体参与者在单独行动时，对交易条件的影响力都为零。而涵盖所有参与者的经济体系则在平衡供给和需求的过程中决定交易条件。加上其他假设条件，包括假设每家每户都只关心自己的消费且永无餍足，至少在有些物品上总想要得更多，就可以推导出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在完全竞争的经济体中，如果通行价格使每一类物品的供给都等于需求，就不会有任何别的可行资源配置能既在改善一人境遇的同时又不使另一人的境遇恶化。所有具备这一属性的资源配置都被称为具有帕累托效率，以纪念*的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是他引入了这一标准。
与科斯定理一样，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有赖于种种在现实情境中无法成立甚至连逼近都做不到的假设条件。例如，被用来证明该定理的数学模型假设每个市场参与者都只通过与他人的交易来影响他人。当一个人或一家公司的生产决策或消费决策直接影响了另一个人的福利或另一家公司的生产能力时，就被称为“外部效应”。外部效应司空见惯，而且它既可以为负也可以为正。一栋房屋的主人可以在早晨过早地使用嘈杂的割草机，从而扰乱邻居的睡眠。这是一种负外部效应，因为该房主的选择损害了邻居的福利。正外部效应的一个例子是苹果公司开发和销售iPhone（苹果手机）的后果。这一决策为手机应用程序的开发者孵化出种种宝贵的新机会，因为这些开发者的产品与苹果的产品是互补的。就像许多新产品一样，通过使消费者意识到这个产品并证明他们会需要这个产品，iPhone还为诸如谷歌的安卓操作系统以及三星、联想、宏达电（HTC）生产智能手机的竞争性产品创造出很多新的市场机会。按照新古典理论，市场既不能充分地阻止有负外部效应的活动，也无法充分地奖赏有正外部效应的活动。为缓解或排除各种负外部效应，人们为市场和其他情境中的社会互动设计出许多规则。例如，不许汽车司机阻塞十字路口的规则能使其他司机更快捷、安全地抵达目的地。
外部效应并非颠覆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结论的*的现实世界复杂性。该定理的基本假设是市场皆为完全竞争性的，但是，有些市场远非如此，因为有些参与者拥有设定或左右价格的实权。例如，苹果公司在iPhone的定价上就拥有相当的灵活性：与其竞争者的产品相比，苹果公司的产品价格较高，这使它损失了一些销量，但它已实现的销量在盈利性上则要好得多。
导致无组织市场失灵的这两个最初理由——外部效应和不完全竞争——在所有初级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中都有充分的讨论。但是，还有两个假设条件，教科书中对它们的讨论要少得多，但对市场设计来说至关重要。首先是如下假设，即消费者或企业并不在乎会接受或供给每种产品中的哪个单位，因此，市场交易中*要紧的约束是需求数量必须等于供给数量。第二个假设是，使供给等于需求的价格存在。阿罗-德布鲁模型纳入了这两个假设中的第一个。但有一个关于该模型的定理指明了与一定集合的凸性有关的数学条件，而这一条件足以蕴含第二个假设，即市场出清价格的存在。
为什么阿罗-德布鲁模型与多数其他经济学模型一样，要设定同一类别中的产品为同质？传统的答案是，如果两个物件无论在物质特性上还是在涉及可用性的时间地点上存有任何重要的差异，它们就只能被处理为不同的产品，具有不同的价格。如果一个旅行者在周二需要纽约市内的一间酒店客房，他就不可能从不同城市的客房或同一城市内其他日期的客房得到满足，因而其他城市或其他日期的客房就是不同的产品并具有不同的价格。但这个答案的麻烦在于，它只能被分析到这个程度。因为，在任何一个确切的位置和时点上都只能有一个产品实体。如果产品描述必须考虑每一点差异，则任何产品实体的每一个供给者就都是一个垄断者，且每*产品的每一单位都有自己的价格！对一个经济体模型来讲，若该经济体以竞争为基础，或者设定在该经济体中个人选择都由对每件产品的每种价格的了解引导，这些都是令人不安的结论。
在现实中，定义一个产品类型时，永远会有时间、地点乃至许多物质特性方面的某些细节被忽略。结果，永远会存留一定的异质性。例如，尽管外行会认为小麦的蒲式耳是同质的，但定义“2号红麦”的物质特性中包括了多种限制，如每蒲式耳小麦的*重量、损伤粒比例的上限、混入红麦籽粒的白麦籽粒百分比、外来杂质量，等等。
对“芝加哥2号红冬麦”这种商品的界定，除了要依托一系列被提及的物质特性外，还要取决于可获得这种小麦的时空范围。
在某些实用场合，同一类别内诸产品间的极细微差别在适应需求上至关重要。电力市场的组织方式是用户对发电厂在下午5∶00和5∶04输送的电力支付相同价格，但在下午5∶00关掉开关的用户不可能使用下午5∶04提供的电力。电力系统应该设法在用户需要电力时按其所需量发电，而不应只是在下午5∶00~5∶04的时段内在某一特殊区域按一定百万瓦特的总量发电。
资源约束，如“电力供应足以满足需求”那样的陈述，在各类市场中具有重要的性质差异。如果有一种资源约束，当人们试图违背它时，*的后果是有些需求得不到满足，我就称这种资源约束为“简单的”。例如，若一家轿车租赁公司中有两辆轿车，却有三个人要用车，其中的一人将会失望。鼓吹价格调节机制有能力矫正种种供求失衡的传统经济学分析隐含地假设，所有约束都是简单的。然而，对于某些资源约束而言，有意违背资源约束很少能有好结果。例如，若两趟列车都想在同一时间使用同一段铁轨，后果就不仅是有一趟列车发现用不上那段铁轨，而是它们都面临相撞的灾难性危险。亚当·斯密关于价格调节终将起作用因而对资源的需求不会持续过度的说法，对那两趟列车上的乘客并不是什么好的慰藉！在连暂时性供求失衡都不可承受的时候，光有价格机制是*不够的，还需有某种其他调控手段来确保不失衡。另一个例子取自电力市场。当对电力的需求超过输电网的容量时，就可能出现波及所有消费者的电压不足或断电现象。
在这部专著中，我确认了两类复杂性，它们经常相互作用，使市场集中变得可取，也使好的市场设计显得可贵。首先，当需要使众多个人的计划都满足诸约束条件才能避免导致与列车相撞和电网降压之类事件相关联的极高成本时，这种约束就不是简单的。其次，当一个产品类型内的异质性意味着，若要使市场的表现令人满意，就需要为单个用户生产和分派产品的恰当单位，我就称那些可接受性约束（acceptability constraints）也是复杂的。人们常常发现，复杂性的这两种根源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古典经济学的观念中，厂商决策和消费者决策中的个体调节在价格引导下化解了导致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的暂时性条件。但是，当存在这两种复杂性时，这种古典经济学观念并不能成为市场设计理论的适宜基础。
我强调的第二个未受到足够重视的假设是市场出清价格必然存在。阿罗和德布鲁已在他们的模型中证明，如果一定的集合是凸的，市场出清价格就存在。但他们的凸状集合假设并非毫无问题。因为那些假设意味着所有物品的制造和使用不仅可以按整体单位进行，也可以按零散单位进行，而且生产过程可以在不损失效率的情况下扩大或缩小规模。但现实中，有些物品，如糖、小麦和油漆，可以按零散单位消费，而像房屋这样的物品则只能按整体数量消费。就波斯地毯而言，大规模生产或小规模生产显然都能有效率；但有些制造业，如汽车组装，只有在大规模生产时效率才会高得多。在这样的场合，凸性假设就很难适用，要想启示和引导制造业决策，恐怕需要有其他的市场数据作为价格的补充。
经济学论述很少涉及复杂性方面的问题，而这一盲区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市场设计理念推广的许多阻力。没有复杂性，一个市场设计者还有什么用武之地？过分按字面意思解读科斯定理形成了一个教条，即应当永远任由人们自行安排其交易，因为他们最清楚自己的偏好。许多人过分学究气地看待该竞争模型及与之关联的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从而不由自主地倾向于忽略有关复杂约束的各种问题，反而与亚当·斯密一起断言，只要市场具备适度的竞争性，无规制竞争这只看不见的手就会引导参与者达致某种有效率的结果。
有一个基于这一传统的学派教导学生认识各种特殊的情境，在那些情境中，动力十足的规制者，手中握有充分的信息和政策工具，能够改善种种普通的市场结果。或许，阻止具有负外部效应的活动或者鼓励具有正外部效应的活动，可以证明市场规制有其合理性。例如，要想抑制市场势力，只要不让垄断者以破坏性方式操纵价格，就可以证明规制是合理的。但实际上，完备的规制并不可能：规制需要创建种种监管性官僚机构，并伴有这些机构特有的刚性使命，往往会导向过度且/或反生产的规制。总体上，竞争市场理论往往与科斯式分析一道重申了如下理念，即竞争性市场多半自行运转良好，足以使其免于付出建立监管性官僚机构的代价。在这种观点看来，如果一个市场受到规制者的控制，而规制者可能太腐败、太缺乏信息以致做不出任何真正有价值的事情，那么只要当事方能在相当程度上自由谈判以达成互利的协议，尤其是当竞争能够约束价格操纵者时，无规制市场就能比受规制者支配的市场更有效率。许多认同这些传统看法的经济学家坚称，*将市场交易活动托付于置身其中的当事方，而不去考虑任何外部的组织或干预。
本书的新颖观点是，在解释为什么有些市场能因悉心的组织而受益上，复杂性本身就可以构成一个重要的理由。要说明这一点，在进入正式阐述之前，让我们考察一下，复杂性以什么方式能够且有时已经引起无规制分权化市场的失灵，以及在那样的场合，市场设计的细节会怎样影响市场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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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者网 综合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单方面出台上调关税等强硬贸易政策，给世界带来了震荡。中国采取了“报复”行动，甚至“贸易战争”一词也频繁出现。该如何应对这种状况呢？
12日，日经中文网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者、长年研究国际经济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进行了采访。
图片来自：日经中文网
“将日本纳入制裁对象，特朗普做法很有问题”
据悉，斯蒂格利茨现年75岁，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曾先后在美国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牛津大学等执教。1995—1997年，在克林顿政权担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CEA)主席。1997—2000年，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2001年，凭借“信息经济学”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对于美国发起的“贸易战”，斯蒂格利茨表示，与其说是“战争”，不如说是“小冲突”。作为基本原则，应通过世界贸易组织（WTO）来解决问题。“美国一直承诺遵守国际法，因此如果出现问题，应向WTO起诉。如果对现行的国际法不满，则应该努力修改相关法规。”
他表示，以安全保障为由，对钢铁和铝产品加征关税是非常危险的做法。因为如果以安全保障为名，食品等几乎所有产品都可以成为对象。开启了一个危险的先例。
斯蒂格利茨说，成为制裁对象的日本和中国，在美国钢铁进口中占比很小。这不是安全保障问题，而是贸易法的滥用。应该有人在美国国内起诉特朗普此举违法。之所以尚未这么做，是因为美国企业畏惧政府，对于民主主义来说这不是好事。
此外他还说，特朗普对欧洲豁免制裁关税，却将同盟国日本纳入制裁对象。在日美关系方面特朗普总统的做法很有问题。
在谈及特朗普针对中国“侵犯知识产权行为”启动制裁一事，斯蒂格利茨还表示，克林顿执政时期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不过当时WTO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尚未推出。现在应该通过WTO来解决争端。
斯蒂格利茨称，特朗普政权认为中国强行要求外国企业进行技术转移，而中国则主张这是对华投资的条件，是WTO规则所允许的。发展中国家对外国企业表示，不应该只利用资源和人力资源，也应该协助开发，这是可以理解的。
“日本应该挑核心产业报复美国”
那么，日本应该如何应对美国的做法呢？斯蒂格利茨解答说，所有国家都应该一起告诉美国，“美国违法了国际法，我们将以深思熟虑、毅然的方式应对”。什么都不做的日本采取的是和解政策，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不是好办法。应该挑选几个对美国政治十分重要的核心产业采取报复措施。
他还表示，中国启动报复关税是恰当的措施。采取极端应对方式的是韩国。与美国就调整美韩自由贸易协定（FTA）达成协议是重大错误。韩国还同意美国企业每年对韩国出口5万辆以美国安全标准制造的汽车。安全的定义应由本国国会确定。这相当于美国威胁韩国政府，对韩国兜售不安全的汽车。
此外，（防止韩国诱导货币贬值的）汇率条款也是问题。由于涉及货币政策，中央银行并不欢迎。如今的特朗普政权暂且不说，在传统上，美国财政部也应该反对。
在被问到“特朗普看起来正在亲自破坏美国一直主导的国际秩序”时，斯蒂格利茨答说，在如今的国际秩序中，最为重要的领域是应对气候变暖。美国以外的国家应该携手反对排放二氧化碳的美国的产品。很多美国人都会赞同。应该施加令特朗普总统改变行动的刺激。
他表示，美国政府反对选出WTO争端委员会的相当于法官的*委员。应该以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决定新委员，在排除美国的情况下向前推进。虽然可能显得夸张，但世界应该在排除不遵守国际法的“流氓国家”美国和朝鲜的前提下前进。
斯蒂格利茨还说，包括他在内很多美国人，都尊重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特朗普总统声称在贸易和地球变暖问题上不会合作。如果能让他回到谈判桌前，那当然好，但或许没有这种可能性。
“美国需要外压。特朗普就是欺负人的孩子，和解政策行不通”，斯蒂格利茨说，他的意见绝非反美，而是很多美国国民都有的。虽然是艰难的时代，但不能允许特朗普破坏国际秩序。
谈及虚拟货币时，斯蒂格利茨直言反对。他说，已存在美元和日元，还需要虚拟货币，这是因为其存在容易被用于违法交易的隐秘性，国际上正在遏制洗钱和*活动资金等，为何还要制造漏洞？虚拟货币除了投机以外，完全没有有效的功能，是非建设性的。应该加以禁止。
斯蒂格利表示，如果难以禁止，对于利用美元和日元等兑换虚拟货币，应该要求提交报告。应确保透明性，如果缺少从何处获得货币等记录就不允许交易。
此外，斯蒂格利还赞成停发纸币，改用数字货币。“与纸币相比，更有透明性。将易于掌握经济活动，进行宏观管理，但*的问题是信息过度集中于政府。恶劣的政府有可能加以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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