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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日报
上海疫情，正处在与时间赛跑、与病毒较量的关键时期。
这是一个必须尽锐出战、以快制快的时刻，是必须事不过夜、兵贵神速的时刻。这样的时刻，尤其需要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挺身而出，拿出特殊的担当和劲头，展现特殊的状态和作风。
紧要关头，最是考验担当本色，最能看出为民情怀。中央指示上海要态度坚决果断，行动迅速有力，加紧推进应检尽检、应收尽收、应隔尽隔、应治尽治；市委要求我们按照***、国务院决策部署，迎难而上、克难攻坚，坚决打赢这场大仗硬仗；市民群众普遍盼望尽快遏制疫情，早日回归正常生产生活。落实好中央和市委的部署与要求，回应好市民的希望与期盼，都要靠全市各级领导干部勇于担当、善于作为，身先士卒、以上率下。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愈是艰难时刻，愈是要强化这样的宗旨意识，愈是要须臾不忘群众观点，将人民的心声与期待视作切实的动力与鞭策。
这段时间，许多市民的生活遇到了这样那样的困难，不少市民对防控工作提出了建议和批评。对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来说，从群众的呼声中查找短板、检视不足，在善意的批评中吸取教训、努力改进，是一种应有的态度，也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过程。
广大市民在默默承受生活不便的同时，依然尽着*努力支持疫情防控工作，一起守护着这座城市。无数基层一线同志抛下小家，日夜坚守；无数普通市民用自己的奉献、参与和配合，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对于我们防疫工作的努力，市民也看在眼里；对于许多顺应民心、温暖人心的改进提升，人们从来不会吝惜自己的点赞和掌声。
所有人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希望这座城市变得越来越好。看到这些，想到这些，我们没有理由不更勇敢地担起责任，没有理由不尽*的努力为群众纾困解难，没有理由再作任何的推诿、拖延、躲闪。
这段时间，在上海疫情防控的最前线，广大基层干部和一线工作者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他们承担着繁重的防疫任务，更要努力化解群众的焦虑甚至怨气。他们直面着一线的矛盾和问题，被当过“出气筒”“解压阀”，感受过身心俱疲。
对于基层一线的工作，市委领导多次给予高度肯定，并部署了对基层的力量支援工作。对基层一线的同志，我们要由衷致敬，更要切实尊重、切实呵护，不能辜负他们的艰辛付出，更不能让他们流汗又流泪。
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切切实实担当有为，切切实实为基层减负、为基层分忧、为基层增能。我们要为基层干部打气，要鼓励他们一起咬紧牙关、坚持再坚持。这种打气鼓劲，必须付诸于行动之中，体现在各级领导干部的尽责尽力、主动作为、跨前一步上。
在这样的时刻，必须真真切切地倾听并重视基层的意见和心声，并用有力有效的行动予以回应。很多环节，组织协调可以更高效，工作流程可以更优化，释放给基层的信息必须更及时更充分更透明，给予基层的支撑必须更有力。
在许多急难愁盼问题的解决上，上级部门和领导干部必须围着基层转、围着一线转，必须想方设法解决基层的关切，尽力让基层干部在群众面前不做“难人”，帮助基层干部赢得更多群众的理解支持――基层的信心，就来自于上上下下的信任和支持。有了这些，就有“上下同心”的基础，就能凝聚起人人参与配合、众志成城抗疫的强大合力，就有了打赢这场大仗硬仗的底气。
本报评论员
6月17日丨大连重工(002204.SZ)公布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司预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5亿元-1.9亿元，同比增长155.89%-224.13%；预计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8800万元-1.28亿元，同比增长217.46%-361.75%。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周年大会上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继续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
上海是党的诞生地、初心始发地，也是伟大建党精神的孕育地。这是上海无上荣光的历史印记，也是上海顽强拼搏、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新奇迹的强大动力。在伟大建党精神提出一周年之际，上海市第十二次党代会把“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写入报告主题，宣示了全市人民更加自觉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以饱满激情奋进新时代新征程的决心信心。报告特别指出：我们身处党的诞生地、初心始发地、伟大建党精神孕育地，对党的事业的开创和发展，对党的奋斗历程的艰辛和非凡，对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坚守和力行，都有着更深切的认识。我们理应更加自觉地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打造人民城市典范，更好地向世界展示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
抚今追昔，继往开来。全面回顾伟大建党精神在上海的孕育、形成与发扬光大，有助于深化对伟大精神与伟大事业关系的认识，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更好地学习贯彻上海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砥砺奋进、勇毅前行，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伟大建党精神在上海的孕育
伟大建党精神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伟大民族精神、近代仁人志士探索精神，发扬马克思主义政党革命精神，在伟大建党实践中孕育的。上海人民在漫长历史中展现出的民族精神，在近代积淀下的爱国、进步取向，上海拥有的产生先进政党所必需的社会基础、思想基础、人才基础，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伟大建党精神的孕育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条件。
（一）伟大民族精神的继承。说起江南的上海，人们往往会联想到小桥流水、吴侬软语、文人雅士、精耕细作。然而，江南文化在“温馨、灵秀”之外，还有“刚健、浑厚”的一面，体现为勇于反抗暴政压迫的精神、强烈的民族气节，体现为富有创造性、不断向前向上的进取姿态。这是“创造、奋斗、团结、梦想”的伟大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被视为“新文化运动的产儿”，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部分有过尖锐的批评，但细看他们的经历、深究他们的言行则会发现，民族复兴是他们共同关心的主题，爱国主义是他们共同具备的情怀。这种情怀推动他们在救国救民的道路上不断探索，直至找到科学理论；这种情怀转化为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敢于冲破牢笼的意志品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激活了伟大民族精神，进一步升华为伟大建党精神。
（二）近代先驱精神的发扬。1840年以后，上海怀着屈辱的心态被迫开埠。租界的存在、帝国主义的凌辱，让上海民众比中国其他地方的民众多了一份直接的伤痛。面对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劫难，上海人民掀起了一波接一波抗争。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近代中国仁人志士探寻民族复兴的各种尝试虽然失败，却从观念和精神上对中国共产党创建者产生了双重影响。“中华民族”“振兴中华”“革命精神”等概念均出自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党人；孙中山对待社会主义、苏俄革命的态度引领了时代风向；孙中山等辛亥革命先驱体现出来的“热爱祖国、献身祖国的崇高风范”“天下为公、心系民众的博大情怀”“追求真理、与时俱进的*品质”“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被中国共产党人发扬并赋予崭新内涵。
（三）上海在建党中的地位。上海是五四运动的转折点、党的早期组织创立地、中共一大的主会场、主要建党活动的完成地，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最重要的历史场域。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会在上海创建，因为这里具备其他城市没有的条件。择其要者有五：第一，思想文化活跃，各种文化名流在此集结，各种思潮在此碰撞。这里最早介绍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思想及十月革命情况，具备较好的思想和舆论氛围。第二，工商业相对发达，造就了当时全国数量最多的产业工人，他们的工作、生活条件恶劣，具有潜在的斗争要求，是建党必不可少的阶级基础。第三，交通通讯较为先进，城市内部，城市与全国各地、国外的联系便利，有利于信息交流和人员往来。第四，复杂的城市空间、人口结构，有利于早期共产党人隐蔽，即便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外国人也不大会引起注意。第五，由于租界的存在，出现华洋杂居、一市三治格局，有利于早期共产党人创办刊物、传播新思想、建立新组织。
（四）建党面对的艰苦环境。上海为建党提供了各种条件，但党的创建仍需艰苦奋斗。
这个过程中需要克服的不利因素相当多，择其要者也有五：第一，“过激主义”的污蔑。十月革命后，国内媒体虽然很快报道，但充斥当时报刊的是“过激派”“过激党”“暴烈党”“乱党”等字眼。早期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被反动势力视为“洪水猛兽”、苏俄“乱党”的同类。第二，北洋政府的围堵。北洋政府始终在防范“赤色分子”“滋事”，多次声称“过激党人煽惑劳工，恐酿事变”，要求抓紧“饬订专条，从严取缔，以保治安”。第三，租界当局的压制。租界并不是“安全岛”。为了帝国主义母国或自身利益，在防范和压制“过激主义”方面，租界和华界政府臭味相投、沆瀣一气。第四，畸形文化的对抗。近代上海有经济与思想文化活跃的一面，也有大量黑暗、肮脏的因素，是帝国主义的“吸血筒”“桥头堡”“策源地”“冒险家的乐园”。革命思想要扎根须克服重重困难，红色文化要战胜金钱文化、“黑色文化”，需要一个斗争的过程。第五，工人素质的制约。上海虽然拥有当时内地城市最多的产业工人，但总量占全市人口的比例不到三分之一，总体文化水平低，还受到帮会、会馆等封建势力控制。动员民众、组织工人的难度可想而知。
（五）自觉高扬“革命精神”。党的创建者们深知，在自身力量弱小而外部环境恶劣、反动势力强大的情况下，要把理想变为现实，必须发挥革命精神的能动性来战胜困难。
对于这个问题，早期共产党人有大量论述，其中上海早期组织成员、“一大”代表李达的论述最为系统。李达指出，科学社会主义是“行动的社会主义”。他赞赏俄国共产党敢于面对“最危险的前敌”，“*不自私和有毅力”。他号召向德国工人*李卜克内西学习，“一面要努力奋斗，继承他的革命精神，同时要把他毕生奋斗的历史写了出来，使他革命的精神永远不死”。他代表中国共产党人发出呼声：挺身出来，硬起铁肩，担当这改造政党、改造政治、改造中国底大责任。
建党时期伟大建党精神的展现
从五四运动到党的三大前，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时期。透过艰辛曲折的建党历程以及早期共产党人的行动，可以深切感悟到伟大建党精神之所在。
（一）在论战中辨明真理。党的创建者们为传播马克思主义采用了多种形式，如翻译文献、撰写论著、出版丛书、举办讲座、公开演说、思想论战等。其中思想论战的针对性强、斗争色彩浓、社会影响广，对传播科学理论作用更加明显。
在建党阶段，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参与了三次比较重要的论战，主题分别涉及问题与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第一次论战解决了要不要主义的问题，第二次论战解决了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第三次论战解决了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通过论战，进一步辨明了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中国为什么需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怎样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等重大理论问题，为党的创建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在结合中彰显初心。共产党人“盗取天火”、传播真理，是为了用马克思主义提供的思想武器来解决中国遭遇的现实问题，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这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共同心声和历史前进的方向，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来源。早期共产党人认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政策纲领，才能把“批判的武器”转化为“武器的批判”，才能彰显共产党人的历史担当。
1922年7月，党的二大在上海举行。大会指出：中国共产党当前与今后的首要任务是与各革命力量联合，完成民主主义革命，然后再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并“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党的二大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对象、动力、步骤、策略的主张，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个重要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起点。
（三）在逆境中顽强斗争。在极其不利的情况下，早期共产党人秉持不怕牺牲、敢于斗争的精神，迎难而上。在知识分子“小众”范围内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他们尽量采取普通民众容易接受的方式和语言来传播理论。1922年农历新年，上海党组织创作《太平歌》，广为散发，用民众喜闻乐见形式宣传共产主义理想。在动员工人、开展罢工、组织工会等活动中，早期共产党人更是克服种种困难，把工人、青年、妇女等劳动大众团结到自己周围。
（四）在去留中考验忠诚。“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体现为对党的理论的忠诚、对党组织的忠诚、对党的规矩和纪律的严守。建党时期，党面临的考验虽不如后来严酷，但已经出现。到1923年的时候，党的早期组织17名成员中已有6人离开。早期党员退党脱党原因多样，然而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少数人入党动机不纯、入党后没有进一步加强理论学习，未能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纪律。
伟大建党精神在上海的百年传承
在百年奋进历程中，伟大建党精神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奇迹，同时伟大的社会实践又催生出一系列新的伟大精神。全国范围如此，上海亦然。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尽管这个时期党的主要工作在广大农村地区、主要任务是军事斗争，但上海同样是中国革命的重要舞台，展现出浴血奋战、百折不挠的精神品格。
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五卅运动、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上海人民积极支持北伐战争。其中五卅运动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斗争的延续和升华，标志着大革命的开始。在五卅运动中，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五卅精神”概念，爱国自强、众志成城、不畏强暴是其基本内涵。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实行最严酷的白色*统治。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长期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坚守，发挥着“中国革命运动的指导中心”的作用，发动武装起义、建立革命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等重大决策从这里发出。龙华二十四烈士等无数共产党人在这里抛头颅洒热血、慷慨就义。在党领导的文化战线，鲁迅等左翼文化人士发扬“韧”的斗争精神，推动“中国文化革命”，标注了“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在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全力支持全国抗战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在上海诞生的《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战文艺作品，以艺术形式传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激励无数中华儿女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最终打败侵略者。
在解放战争中，党领导各界民众团结一心、反抗压迫，上海人民在“第二条战线”上为推翻“三座大山”展开了艰苦、坚韧的斗争。上海解放前夕，李白等共产党员牺牲在黎明之前，“永不消逝的电波”诠释着永不消逝的奋斗精神。毛泽东在亲自修改的《祝上海解放》一文中指出：上海的解放表示中国人民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已经打倒了自己的敌人国民党反动派，表示中国人民已经确立了民族独立的基础。“这两种情况，使得上海的解放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具有特殊的意义。”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新中国的成立，极大地激发了上海人民保家卫国、建设祖国的热情。爱党爱国、团结向上的真挚感情，无私奉献、不怕困难的高尚精神，让伟大建党精神在各条战线热火朝天的奋战中熠熠生辉。
在学习弘扬新中国成立前形成的伟大精神方面，上海大力保护与运用红色资源，加强党员干部革命本色教育，创作大量精品力作讴歌共产党、讴歌英雄、讴歌革命精神。在学习弘扬新中国成立后涌现的伟大精神方面，雷锋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焦裕禄精神、王杰精神，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人。上海还发扬“全国一盘棋”精神，积极支援各地建设，参与国家重大工程、重大项目。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上海涌现出一批先进典型。南京路上“好八连”身居闹市，践行“两个务必”，做到了不变质、不变色。毛泽东同志欣然写下《杂言诗·八连颂》，赞扬他们“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的精神。在劳动竞赛、技术革新中，产生了杭佩兰、裔式娟、黄宝妹、王林鹤等为代表的劳模群体。全社会尊崇劳动、尊敬劳模、向劳模看齐，汇聚起社会主义建设的磅礴力量。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在实现四个现代化、振兴中华的历史洪流中，上海贯彻落实中央部署，自觉学习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激发全社会不懈奋斗的豪情和斗志，生动演绎了伟大改革开放精神。
20世纪80年代，上海敢为人先，率先探索，引领时代风尚。这里诞生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条广告、第一次时装表演、第一家民营企业、第一支股票、第一次国有土地批租等一连串“第一”。90年代的上海，抓住浦东开发开放重大机遇，跻身改革开放前沿。“浦东精神”展现了时不我待的进取姿态、对标*的卓越追求、敢闯敢试的创新意识、公道无私的担当精神。进入新世纪后，上海主动谋划和推动新一轮发展，率先转型升级，进入建设“四个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新阶段。
伟大改革开放精神是对伟大建党精神的传承弘扬，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进一步发展。胸怀全局、勇于担当，开拓创新、敢为人先，坚忍不拔、善作善成，求真务实、追求卓越，是上海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伟大的改革开放精神的具体体现。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高度重视发扬革命精神，不断丰富党的精神谱系，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寄望上海，要始终保持锐意创新的勇气、敢为人先的锐气、蓬勃向上的朝气，以高昂的精神状态当好排头兵、先行者。2017年10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央政治局全体常委专程到上海瞻仰中共一大会址、重温入党誓词，明确指出这里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给上海人民极大鼓舞。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上海以党的诞生地发掘宣传工程为牵引，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建党100周年等重大活动为契机，积极打造红色文化品牌，发扬伟大建党精神的自觉性空前提高。上海还涌现出邹碧华、钟扬、吴孟超等新时代楷模，他们践行党的宗旨，坚定理想信念，展现了“忠诚敬业、锐意进取、勇于创新、乐于奉献”的精神风采。在助力脱贫攻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上海党员、干部尽锐出战、众志成城、英勇作战，与全国人民共同创造了伟大脱贫攻坚精神、伟大抗疫精神。
党的十九大以来，全市广大干部群众孜孜践行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勇担总书记赋予的光荣使命，践行总书记提出的重要理念，用好总书记指导的科学方法，遵循总书记寄予的谆谆教诲，奏响“牢记嘱托、砥砺奋进”的最强音。全市党员和干部群众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坚强领导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把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全部工作的鲜明主题和贯穿始终的突出主线，以排头兵的姿态和先行者的担当，奋发进取、守正创新，经受住了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叠加的考验，打赢了大上海保卫战，胜利完成市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的目标任务，全面建成更高水平小康社会，踏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开创了上海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新局面。综合实力跃上新台阶，改革开放实现新突破，民主法治建设取得新进展，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彰显新成效，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新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迈开新步伐，生态环境建设展现新面貌，党的建设开创新局面。
（五）上海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启示。首先，百年来上海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历史充分说明了建设共产党人精神家园、发扬革命精神的重要性。其次，伟大建党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与时俱进地发展，通过各种富有时代特征的具体精神得到诠释和再现，这是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一条基本经验。另一方面，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伟大建党精神所表达的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立场和价值。再者，与其他地方比较，上海弘扬党的伟大精神还有自身一定的特点，如产业工人长期扮演着重要角色，知识科技的内涵突出，务实精细品质鲜明，文学艺术传播效果显著。
建设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高地
上海是党的诞生地、初心始发地，是伟大建党精神的孕育地，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责无旁贷并应始终走在前列。进一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要总结历史经验，更要紧密结合新形势新任务，聚焦“一二三”体系整体推进。“一”是指抓住一个统领性概念（党的精神建设），“二”是指着力解决两大难题（常态化长效化、针对性实效性），“三”是指建设三个高地（研究、传播和实践高地）。
（一）党的精神建设就是以伟大建党精神等党的精神谱系为对象，总结经验和规律，提高精神凝练、阐发、传播与实践的质量，提升党员、干部素质和精气神，为党的自我革命和党领导的社会革命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提出提炼、研究阐释、宣传传播、效果评价，是党的精神建设的基本内容。
（二）把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具体工作纳入党的精神建设范畴，进而纳入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有利于实现常态化长效化、提高针对性实效性。首先，能够推动各方面持续深入关注精神传承与弘扬，避免“一阵风”或忽冷忽热现象。其次，能够把精神传承与弘扬落到实处。按照制度建设贯穿党的建设各方面的要求，党的精神建设必须加强制度建构和制度执行。按照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和水平的要求，党的精神建设需要强化质量意识，不仅解决“有没有”问题，还要解决“好不好”问题，更要看最终目的是否达到。
（三）建设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三大高地。第一，研究高地。这是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基础。应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研究议题，发挥研究平台作用，推出高质量研究课题、学术会议和研究成果，培养高水平研究队伍。第二，传播高地。这是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关键。应进一步提升传播的全面性、持久力、显示度和品牌意识，高度重视影视作品和新媒体的运用。第三，实践高地。这是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落脚点。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根本目的是推动上海发展、造福人民群众，助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应进一步聚焦重点群体、立足行业职业，与党的建设相融合、与城市发展相结合，在伟大实践中彰显伟大精神。一是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把伟大建党精神融入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在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等各项工作中体现伟大建党精神，同时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提供有力支撑。广大党员、干部要做到既政治过硬又本领高强、既充满激情又富于创造、勇于担当，以良好精神状态、出色业绩带动全社会干事创业。二是践行人民城市重要理念。着力创造高品质生活，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断促进全社会迈向共同富裕，让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中更广泛更深刻地感悟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三是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高度，深入推进城市发展和治理现代化，让上海这座既传统又现代、既中国又世界的超大城市屹立于全球城市之林，向世界更好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为人类城市文明贡献包含着上海元素的中国理念、中国智慧。
（执笔人：曾峻，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副校长、教授，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伟大建党精神与党的精神建设规律研究”首席专家，上海市社科基金专项委托课题“伟大建党精神在上海的形成与发扬研究”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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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主编：王珍 文字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指出：“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就在白山黑水间奋起抵抗，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同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我们党从一开始就深刻认识到事变的历史必然性，随着形势发展作出一系列论述和应对，揭示出其对民族复兴的历史意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下，中国人民经过14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实现了中华民族从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
一
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是必然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实施侵略中国蓄谋已久的阴谋。高度的历史主动和历史自觉决定了我们党对于抗战态度的决然。1931年9月19日，事变发生次日，中共满洲省委便发表《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指出，“这一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实现其‘大陆政策’‘满蒙政策’所必然采取的行动”。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的目的，是其扩大其对华掠夺的利益，将侵略中国的手段转为直接的武力侵略的形式：“外国帝国主义看着中国国民党军阀已经不能消灭革命，看着他在中国的走狗军阀国民党等已经不能随心所欲的替它保护并扩张对华掠夺的利益，因此便直接占领满洲中国领土。满洲事变便是最明显的表现。”
在1931年9月22日所作决议中，中共中央进一步论证了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的必然性：其一，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日本在经济恶化的基础上“产生了群众争斗的日益紧张与革命化”，这些促使日本企图在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中找到解决经济危机的出路。其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惊人成功，引起资本主义国家的敌意，积极准备反苏联的战争，“日本的武人已经明白宣言，反苏联的必要准备正在加紧进行，占领满洲一切军事战略上的要点自然亦是这进行中之一个主要步骤”。其三，中国革命运动的蓬勃开展与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对比，使得帝国主义感觉国民党无法阻止革命运动的勃发，日本借此调动大队的陆军来干涉北方及中部的游击战争与苏维埃运动。其四，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是对日本侵略行径的纵容：“国民党政府的投降帝国主义与无耻的出卖民族利益，给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政策与武装占领作开头先锋。”
1943年3月后，国民党反共浪潮甚嚣，诬蔑中共为“新式割据”。针对此谬论，《解放日报》于1943年9月18日发表社论《国民党与民族主义——为纪念“九一八”十二周年而作》，指出九一八事变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背叛民族主义而造成”，“此次日寇既知蒋介石勇于内战，毫无民族道德，所以，敢于发动‘九一八’事变，也并不是偶然的”。而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国民党却逆来顺受，“二十二年，蒋介石在抚州对中路军训话，最能够代表当时国民党当局对东北失守的态度：‘我们革命的敌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这回日本占领东三省热河，革命党是不能负责的，失掉了是于革命无所损失的。’”正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政策，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更大的侵略野心，它又制造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七七事变。
在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之后，中国共产党对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因作了新的分析，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敢于侵略中国有三大原因，一是“日本存在着财阀军阀帝国主义者的反动统治”，二是“中国存在着封建买办法西斯的蒋介石统治”，三是存在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美国是当时对中日关系有*发言权的国家”。
七七事变前后，中国共产党对九一八事变在日本侵华步伐和阶段上作了分析。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指出九一八事变“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在1938年召开的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论新阶段》的报告，明确将日本的侵华步伐分为两步，指出：“自从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华民族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经过侵略东四省的第一步，进到准备并实行全中国侵略的第二步骤。”
由此可见，日本帝国主义出于侵占中国的战略计划，必然制造九一八事变。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还认识到九一八事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并且在当时就深刻揭示了这一点。
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中，我们党指出，这是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破坏，是对民族革命的破坏，是对民族国家的侵略，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同时更积极更直接的实行进攻苏联，企图消灭全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的祖国，世界革命的大本营，及实行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太平洋帝国主义战争，实行更大规模的屠杀政策以瓜分中国。”宣言指出：由于各帝国主义内部矛盾冲突，日本强占东三省势必将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号召全中国工农兵士一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实行变帝国主义压迫中国的战争，为拥护苏维埃中国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革命战争，以解放中国”。
1941年7月30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联合起来扑灭法西斯》，指出法西斯主义是向民主自由和劳动群众施行的最残酷的进攻，是疯狂的反动和反革命，是民族侵略主义。与欧洲法西斯相比，“日本统治阶级的法西斯化虽经历着较缓慢的过程，而实现法西斯的撕毁条约，对外侵略，却比其创始者来得更早。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强盗开始武装侵占我国东北四省，世界上第一个破坏国际条约的元恶大憝，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九一八事变是日本统治者法西斯化在亚洲的第一步。在194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10周年之际，周恩来明确指出：“九一八是世界侵略战争的导火线，而七七事变，更是日寇在世界侵略战争中的第二次信号。”在1942年11周年之际，周恩来进一步指出，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法西斯化进程中的一步，“证实了法西斯化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是世界的侵略祸首”，“东北是世界法西斯侵略战争*爆发的火药库”。九一八事变“具有世界的战略意义”，“经过东北人民的流血牺牲，经过全中国人民的流血牺牲，经过全世界人民的流血牺牲，方才打出了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一个确定的胜利前途”。
可见，中国共产党当时就认识到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是必然的，日本实施其侵占中国的大陆政策，势必走上武力侵略并占领中国的道路。同时，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民族国家的入侵，将激化各帝国主义内部本就存在的矛盾，势必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
二
既然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企图侵占中国的新阶段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由此必然发生相应变化。对此，中国共产党重点论证了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
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批评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提出要奋起反抗，号召：“全中国工农兵士劳苦民众，必须坚决一致在争取工农革命胜利自求解放的利益之下，实行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斗争。”接着，中国共产党作出决议，指出九一八事变对中国的前途将会产生“决定的影响”，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暴行，“毫无疑义地将激起广大的劳苦群众的民族觉醒”，在中共的领导下“这个民族的觉醒能够很迅速的转变到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争斗”，但也要警惕“国民党必然要更利用民族主义及一切的武断宣传来阻滞群众运动的革命化”。我们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加紧的组织领导发动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胆地警醒群众的民族自决，而引导他们到坚决的无情的革命争斗上来”。9月30日，中共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进一步批评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认为“投降帝国主义，勾结帝国主义，压迫与屠杀中国民众的国民党，决不能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的进攻”。同时，还批评国民政府实施诉诸国联的政策，认为“国际联盟，是帝国主义压迫弱小民族的工具，希望国际联盟来帮助中国，无异与虎谋皮”。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初期便提出了民族觉醒的问题，批评国民党实行不抵抗政策、将命运寄托于国联的错误做法，提出实行既反对帝国主义又反对国民党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逐渐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国内革命战争转向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1931年12月5日，张闻天写下《为中国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而斗争》一文，提出了反对关门主义的问题：“无疑的，共产党在这一反帝斗争中，是扩大了它的政治影响，然而还有广大的群众，总还觉得共产党的主张是远水救不了近火，还觉得共产党没有能灵敏的满足他们的民族的要求。甚至以为共产党是根本反对‘爱国运动’，‘抵制运动’与‘民族运动’的。”1933年1月，在狱中的王若飞致函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表达他对民族革命的抗日战争的工作意见和革命热情，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野心不可小觑，制造九一八事变只是其侵略中国的第一步，“而取得之东三省必将企图*占领，使之完全从中国分裂出去，且将继续攻取热河，进窥华北，此由其帝国主义之立国策，无论从经济的观点，军事的观点，‘反赤’的观点，而知其必然的，坚决的，不退让的，向着这个方向前进”。王若飞指出，国民政府实行不抵抗主义，请求国联主持公理的政策“必然不会发生丝毫的效果”，中国只能抗日。
这一态度在1935年华北危局期间更加清晰。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充分说明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他指出：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共所代表的阶级的革命力量也得到了证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反日浪潮，证明中国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坚决的力量”，民族危机日渐加深，“在日本炸弹的威力圈及于全中国的时候，在斗争改变常态而突然以汹涌的阵势向前推进的时候，敌人的堡垒是会发生破裂的”。随着革命的形势由局部性转变到全国性，中共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作用更为关键和必要。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更加明确地指出九一八事变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历程。董必武1938年9月18日在《新华日报》发表纪念文章《今年的“九一八”》，即指出：“‘九一八’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要算是最悲怆，最深刻的一个国耻和国难的纪念日”，给国人以无情的打击的同时，也唤醒了国人“空前的民族觉醒”，进而呼吁民族团结，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日寇要灭亡我国的时候，我黄帝子孙应当不分阶级，不论党派，不怀成见，不记旧仇，一致的亲密的团结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这才是挽救中华民族危机的*正确出路。这救亡的策略，也可以名之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九一八事变唤起国人空前的民族觉醒，中共提出抗日战争是一场民族革命的解放战争，九一八事变开始了“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史的新阶段”。武装斗争是中共在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九一八事变“是中华民族为自由独立生存而生死斗争的历史新阶段，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史的新阶段”。1940年王稼祥在为《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一周年纪念而作的《中国共产党与革命战争》一文指出，“中国共产党与红军在抗战以前是不是简单的坐待抗日战争爆发呢？不是的，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日本侵入东三省以后，中国共产党与其武装力量便不断的坚持的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而奋斗，为抗日战争的发动而奋斗。‘九一八’以后，中国共产党即宣言号召民族革命战争来反对日寇侵略者”。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角色也面临着转变。张闻天指出，中国共产党“必须更大胆地广泛地提出中国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口号，更积极的参加与领导广大工农以及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民族革命的斗争”。王稼祥指出：“假若在过去共产党是领导和发展中国的革命农民战争，那末，在日寇侵入中国以后，共产党便坚决的为停止这种战争，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而奋斗。”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政治报告时简明扼要地指出，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共领导或协助下组织了抗日义勇军，从事英勇的游击战争，“这个英勇的游击战争，曾经发展到很大的规模，中间经过许多困难挫折，始终没有被敌人消灭”。这是中国共产党开始武装斗争新阶段的体现。
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正确处理国际主义与革命的民族主义的关系问题。1938年4月25日，秦邦宪发表《国际主义和革命的民族主义》指出：“‘九一八’以来，中国共产党一向就坚决地主张以民族自卫战争来反对日寇的侵略，它不畏一切倡导与创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这样行动，是因为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是因为它了解国际主义与革命的民族主义是一致的。”10月中旬，毛泽东进而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国际主义者的共产党员，也可以同时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中共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就提出了用民族自卫战争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号召，“只有为着保卫祖国而战才能出全民族于水火，只有全民族的解放才能有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的解放，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实施”。这些表明，九一八事变对中共关于国际主义与革命的民族主义一致理论的确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毛泽东特别提出了爱国主义是国际主义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重要实施的论断。这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政策的具体体现。
综上，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后重新开始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最初提出的是两种革命同时进行，即“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与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土地革命”。随后，中共提出了抗日战争是革命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进入武装斗争的新阶段。围绕此点，中国共产党开始在国内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在国际上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九一八事变，激发了我们党为民族独立和民族复兴而勇往直前的伟大精神。周恩来在《“九一八”十年》一文中指出：“不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总是坚持抗战到底，不达到驱逐日寇出境，决不罢休！”这个“到底”，就是要“把东北人民从敌伪铁骑之下解放出来”。1945年9月2日，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人民经过14年的艰苦抗战取得了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第一次完全意义上的胜利。抗战胜利后，“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新阶段已经到来了”。1946年9月18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为独立和平民主而奋斗——“九一八”十五周年纪念》，指出虽抗战已胜利，但在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下，中华民族再度沦为殖民地的危机尚未解除，“所以我们今天纪念‘九一八’，除了接受过去的一切教训之外，更应当用千百倍的力量来争取民族独立、民族自由和国内和平的迅速实现”。同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回顾十五年，纪念九一八》指出：“中国人民却永远忘不了‘九一八’，因为温习这一段历史及其经验教训，对于争取中国的独立和平民主会有很大的益处。”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第一步，给中国人民造成深重灾难，但与此同时，正是这一场“为了把中华民族从半殖民地状态中从亡国灭种危险中解放出来的战争”，给予了中华民族站起来的机会。经过十四年英勇抗战，改变了中华民族百年来受人欺凌、侵略、压迫的屈辱境况，并孕育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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